汇丰银行(HSBC)高级经济顾问发表文章称，经济放缓、货币贬值、股市暴跌——中国近期的困难似乎表明世界主要增长引擎正在失去动力。这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情况大相径庭：一段繁荣期之后出现长期低迷，背景是不利的人口结构趋势。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动荡都会引起经济增长的永久下挫。也不是所有经济体都和中国经济那样相似。

　　经济上，中国的3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人口数量达到中国总人口1%及以上的所有地区中，最贫穷的贵州的人均收入仅为最富裕的天津的25%。相比之下，欧元区的这个数字为约35%、英国为42%、日本为46%、美国为57%。这种巨大差异（至少和发达世界的单一货币区相比是这样）或许正是中国较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

　　这种差异的存在有多种原因。最明显的是，沿海地区能够更容易地和世界其他地方贸易，而内陆省份就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了。其次，在政策层面，有两个因素较为突出：首先，经济特区的建立让一些地区很早就和世界其他地区连接起来。第二，即使农村贫困人口为城市地区提供了农民工，但“户口”（户籍登记）制度阻止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迅速从城市富裕人口渗透到农村贫困人口。农村户籍的劳动者无法享受城市人口有资格享受的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福利，还遭受普遍的薪资歧视。

　　如果有熟悉德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实施的“客籍劳工”(Gastarbeiter)计划的人，对此不会感到惊讶。当时的德国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缺口，为此德国曾特意从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地招工。其中以土耳其劳工占多：上世纪70年代初，有超过100万土耳其人生活在德国。然而他们大多只能找到薪酬较低低且非技术性的工作：因此，如果这些劳工返回土耳其，土耳其经济也无法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从土耳其的立场看，在整个“客籍劳工”计划期间，德国和土耳其的生活水平差距十分巨大。

　　中国农民工是现代版的客籍劳工。不过，他们并非注定永远贫困。中国政府已表示，希望到本世纪20年代初彻底取消户口制度。上世纪70年代的欧洲经验显示，在那之后，生活水平差距最终会拉近。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生活水平慢慢地追上了德国人：1960年，西班牙的人均收入仅为德国的40%，到2010年已提高至德国的81%（资料来源：2013年版《麦迪逊项目》）。差距得以缩小，部分得益于整个西欧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开放：经济边界被慢慢拆除。未来许多年里，中国或许会出现类似的结果。

　　跟过去40年大部分时间里的分化增长模式大为不同。从数据上很容易看出，即便此前蓬勃发展的沿海地区增长率大幅放慢，比如在未来15年里降至3%到5%，如果（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贫穷地区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追赶，那么中国的年增速仍将保持在6%左右。

　　但如何做到呢？中国当前经济挑战的危险在于，它们会导致富裕地区采取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那样的话，户口政策只会取消得非常缓慢，中国将不会很快转型为一个单一的劳动力或资本市场，现状将维持下去。实际上，北京和上海两地已经开始鼓励外来人口返乡就业。

　　替代办法是集中精力开发通往西方的贸易路线。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视并不奇怪。如果中国能够开辟一条通往西方的新丝绸之路——或者通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比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国，或者（对那些更爱冒险的人）通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那么中国的发展重心很可能将转向西部，最终与欧洲联接在一起，进而促进中国内部的经济融合。

　　然而，那将有赖于中国政府的国际政治水平和中国不能控制的某些国家的行为。近期欧盟对于给予中国市场地位的决议推后已经显示了中国政府在国际政治发展中遇到的瓶颈。与普遍观点相反的是，尽管近来发生了金融动荡，但中国拥有比其他多数国家更强的经济增长潜力。